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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占据何种地位

来源::未知 | 作者:德州app|手机下载|哪个好* | 本文已影响

【内容提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重心。日前,日本共产党常务委员、日本共产党附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此问题作了演讲。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旧体制解体,但崩溃的不是社会主义,破产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核心,从经济方面讲,是生产者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生产的主人公;从社会方面讲,是社会发展成为自由人的联合社会;从国际关系讲,是和平与民族自决、“道德和正义”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在迎来21世纪的当今世界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正 文】
    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
    现代自然科学仍在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世界观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是由那种世界观是否正确地把握住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自然和社会而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站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立场上观察大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时代,是一个以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为特征的时代。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表示:“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达到了不能回避运用辩证法来作总结的一个阶段”,“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即唯物主义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关系。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规模之大、认识发展速度之快,都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而其发展的内容,所有领域——比如从探究物质深处的基本粒子,到追踪一百亿年前的太空历史等,都比二人活动的时代更加广泛地证明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正确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际证明了在许多领域里唯物论观点的正确性,但对于生命问题、精神和意识问题,当时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地证实。因此,观念论就屡屡将这些领域作为自己存在的最后依据。但是,即使对这些自然科学还没能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大胆地提出了唯物论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明了其正确性。可以说观念论自然观赖以存在的根据,在生命和意识这些最后的领域里也越来越削弱了。
    历史唯物论的各种命题已成为社会上的“常识”
    那么,社会观的问题如何呢?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
    160年前,马克思首次提倡这种社会观时,看起来似乎只是对社会的一种离奇观点。然而,可以说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论的许多命题,现在甚至已成为社会上的常识。
    让我们以几个基本命题为例加以说明。
    “社会发展的基础中有经济的结构和活动”——这在160年前是崭新的观点,而现在,在观察世界时,大概基本上没有人只看政治或者文化、宗教,而不看经济吧。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构成其基础的是阶级这种人的群体的行动”——现在这也是常识性的观点。无论研究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如果不考察大财团、大企业集团的情况,工人、农民的状况,那就不能说是已经研究了那个社会。
    “社会历史中,有随着经济模式的变化,社会形态产生交替的历史”——历史上交替的社会形态,可以举出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还有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按照这样的顺序发展,但这种把社会发展阶段按经济模式进行划分的“历史感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特征。无可置疑,这种观点目前在历史学的领域已经广泛存在了。
    这些命题都是作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由马克思提出的。而现在,很多人即使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作为理所当然的观点接受了下来。这难道不也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吗?
    谁能够分析变化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可能会说,“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过去的历史时或许是成功的,但对当代的解释却是失败的。因为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要没落,但这个预言没有说中。资本主义岂止没有没落,相反,不是取得了可喜可贺的发展吗?”
    马克思反复强调,不论什么流派,资产阶级经济学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只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顽固地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就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规律”。马克思的批评原封不动地可以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特定的时代产生、发展的特殊的历史形态。所以,他们不能理解,世界上有先于资本主义存在的一系列社会形态,也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形态。
    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世界实在是由多样化的国家组成的。而透过西方经济学的单色眼镜,把什么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色彩,又怎么能够看到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呢?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谋求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既具有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共通的性质,也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和作用,有不同的逻辑和规律在起作用。然而,那些只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经济学,是无法从原理上理解这些不同的机制、作用、逻辑和规律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具有理解当代多元化世界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发现谋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规律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强调,当前,马克思主义担负的现实课题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其他经济学。

如何看待21世纪的世界?
    21世纪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存续的时代
    我们认为,21世纪将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存续,也就是说继续下去是好是坏的时代——换言之,就是制度变革将在世界范围内提到日程上来的时代。我们之所以这样看的最大根据是当代资本主义陷入矛盾的严重性。
    马克思彻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这种经济制度是以追求资本的利润为最大“推动动机”、“基本目的”,利润至上主义是构成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的根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限于他在世的19世纪的世界,而且也完全适用于21世纪的当代资本主义。我想举两个实例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占地球人口半数以上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们的前途问题。殖民体制完全崩溃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资本主义并没有给那里的大多数国家提供自主发展经济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开始于16世纪,在此之前,世界的每个地区走的是适合各自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道路。然而,那条道路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被中断,进而被纳入殖民统治的范围内,才落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资本主义世界应该对这些国家负有历史责任,但当这些国家经历了苦难的年代争取到政治独立之后,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新的自主发展经济的条件,那就不得不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没有资格作为世界性的制度存在呢?
    另一个例子是地球环境问题。现在,与地球变暖作斗争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大问题。这里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人类将被迫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存续的是非问题。
    追溯地球大气变化的历史可以知道,地球大气这个生命维持机制——在地球历史的初期,是花费30多亿年的时间形成的,其后4亿年间完好地发挥了其功能的“生命维持机制”。现在,却正面临被利润至上主义的经济活动破坏的危险。地球变暖的本质就在于此。如果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人类社会就不得不作出判决: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能力管理地球了。在这个意义上,地球环境问题比经济萧条更要求人类作出决定性的选择。
    从制度变革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并不只限于世界的某些特定地区。刚才我按照社会经济性质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了4个群组,而这种可能性在每个群组都存在。
    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群组。在这里,利润至上主义的弊端和矛盾表现得更直接。但是,制度变革作为一种现实课题成熟的过程,无论在哪里,都将是相当长期且复杂的,还需要各国在本国内独自努力探索出一条接近社会主义变革的道路。
    我们在日本采取的是,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分阶段进行的战略方针。这里说的民主主义革命,与打破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不同。这是一种具有两项主要任务的新型民主主义:第一,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陷入的“举国对美从属状态”,恢复真正的主权、独立;第二,打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属异常专横的大企业、财团的统治,实现民主改革。
    其次是占世界人口过半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诸国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未来走向,我们虽不能一概而言,但我们非常重视,在认真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个别国家可能会探索出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新的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有预想的道路,且已经在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中付诸实践。
    在21世纪的革命中,“通过选举获得议会多数实现革命”的路线,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非常重视拉丁美洲局势出现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成立了左翼政权,这都是“通过选举获得议会多数实现革命”而成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就19世纪的革命指出:在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通过选举获得议会的多数实现革命”是可能的,并努力为之实现。当时,具有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即使在欧洲也还是少数,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已成为世界的主流。“通过选举获得议会的多数实现革命”的路线变得更加意义重大。
    两种制度共处与竞争将迎来新阶段
    作为21世纪这个全球性的制度变革时代的重要特征,我最后还想提及的是,谋求社会主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两种制度的共处和竞争将迎来新阶段。
    过去一段时期,谈到两种制度共处和竞争,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率的竞争。这点现在当然仍旧很重要,在日本国内这方面的讨论也话题不绝:根据GDP(国内经济总产值)比较经济规模,中国已赶超了某某资本主义国家,什么时候将超过日本,等等。而现在的情况是,在很多方面,人类能否持续存在已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这比经济增长能力更重要。有能力有效地处理这些人类性课题,将成为衡量那种制度优势的标志。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正倾注很大的努力解决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纠正贫富差距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城乡矛盾问题等。我想补充指出,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成功,具有国内意义。同时,作为两种制度共处与竞争中的成功,又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现在,经济领域里,作为人类性课题凸显出来的许多问题,从性质上看,如果不寻找出人们合理管理经济活动的方法,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前面我谈到的地球变暖问题等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都具有代表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比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理智”总是在事后,也就是破产发生后才产生作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则是在事情发生前社会理智先发挥作用,防止破产局面发生。这是马克思在论及经济危机问题时谈到的。现在我们迎来的这个时代,在更广泛、更严峻的问题上,并且在事关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地球的持续运转的问题上,迫切需要“社会的理智”事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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